10月10日下午，由浙江移动人文社科基金支持，巨乳视频 数字沟通研究中心、巨乳视频 、巨乳视频 数字社会科学会聚研究计划主办的“启真求是媒介圈”第19期讲座在巨乳视频 中西书屋·大众书局举行。本次讲座邀请了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传播学系副教授、大卫·博罗米萨-哈巴希（David Boromisza-Habashi）主讲，讲座由巨乳视频 “百人计划”研究员黄广生老师主持，数十位师生参加了此次讲座并展开热烈讨论。
大卫·博罗米萨-哈巴希教授是文化话语研究的重要代表学者之一，长期关注文化、传播与流动性的关系。他的代表作《恶语相向：匈牙利的文化、传播与政治行动》（Speaking Hatefully: Culture, Communication, and Political Action in Hungary）通过民族志方法揭示“仇恨言论”在匈牙利语境中的文化意义与政治作用。他目前的研究聚焦于传播如何促进各类言说形式在语言、社会文化及国家之间的跨界流动。
本次讲座题为“流动的言说：数字全球时代言语经济中的英美公共演讲”（Made to Move: Anglo-American Public Speaking in the Global Speech Economy），聚焦英美式公共演讲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过程。讲座开篇，博罗米萨-哈巴希教授回顾了公共演讲在当代世界的流行现象：这种源自英美传统的表达体裁不仅在美国高校、演讲会俱乐部中广泛教授，也在中国、日本、肯尼亚等地的大学课堂与企业培训中被普遍采用。
在此，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是：这些言说形式为何能够跨越语言与文化边界，进入全球流通并被广泛接受？在社交媒体、大众媒介、娱乐等原因外，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则是“传播”（communication）这一过程本身。为解释这种流动性，博罗米萨-哈巴希教授借助Peters（1999）提出的“对话”（dialogue）与“撒播”（dissemination）之分，指出公共演讲模糊了二者的界限：它既具有面对面交流、实时互动的“对话性”，又依托教学视频、媒体平台、文本再生产等过程，体现“撒播”的开放性与扩散性。公共演讲正是在这两种传播逻辑的交织中实现跨语境的复制与再造，逐渐模糊不同文化和语言的边界。
在这一框架下，博罗米萨-哈巴希教授进一步强调了“话语”（discourse）与“元话语”（metadiscourse）两个层次。所谓“话语”，指具体的言说实践本身，例如课堂演讲、同伴反馈、作业展示等，是交流的直接行动；而“元话语”则是“关于如何说话的言谈”，即在传播过程中，参与者如何以反思性方式谈论、评价并确认言语行为的意义与规范。两者相互嵌套，每一段话语都包含着隐性的元话语，而元话语又不断反过来塑造新的话语形式。正是在这种循环中，公共演讲从一种课堂技能转化为可被传播、复现的文化资源。
以自己参与的公共演讲课程为例，博罗米萨-哈巴希教授生动地展示了传播如何赋予公共演讲以“流动性”。在课程后期，学生需录制一段“自我评估视频”，总结学习收获，并向未来的学习者提供建议。在对自我评估视频的分析中，博罗米萨-哈巴希教授区分出两类元话语。
第一类元话语（Metadiscourse1）体现在学生直接命名并强调的公共演讲的规范，如眼神交流、手势、语调变化等。这实际上是在命名并认可一套公共演讲的规范性标准，表明他们已经理解并接受了何为恰当的公共演讲的表演。
第二类元话语（Metadiscourse2）体现在学生将这些行为概括为可终身使用的“技能（skills）”之中。在这种叙述中，“技能”脱离出课堂语境，成为一种可迁移、可应用于其他场域的通用能力。这使“技能”获得了跨文化的流动性与普遍性，成为一种“可流通的符号资源”。公共演讲由此被传播性地建构为一种“普遍的沟通资源”。
尽管社会文化取向的传播学者往往批评“技能”概念的空洞性和资本主义属性，但从传播实践角度看，正是这种“模糊与开放”使技能具有极高的可移植性。它就像一个可随意装载内容的“行李箱”，可被不同主体重新定义并带入新的语境。
由此回看学生自我评估的视频，可以发现，这里“对话”与“撒播”之间的界限已然模糊。“话语 + 元话语1”体现了对话性（遵循和命名互动的规范）与撒播性（确认课堂互动规范，参与语言社会化过程）；而“元话语2”也同时具有撒播性（在教室空间内外强调了传播的价值）与对话性（通过情景性的表演实现）。
在此意义上，博罗米萨-哈巴希教授进一步指出，公共演讲作为一种“移动的体裁”（a mobile genre made to travel），其全球流通可被理解为“撒播（dissemination）+ 复现（replication）”的结合。前者依赖文化创业者对文化要素的扩散与推广；后者则体现在本地学习者将英美式表达整合进自身语境的过程。公共演讲因此被转化为一种“全球言语经济”中的资源（resource with use, exchange and acquisitive value），具有使用价值、交换价值与可习得的价值。
在讲座后半部分，博罗米萨-哈巴希教授通过对比中美语境，分析了公共演讲在跨语境流通中意义的再语境化与价值的再定义。在美国，演讲的学习指向个人的道德自我实现；在中国，它强调通过交互与激励实现的共同成长。前者以“德性修养”为核心，后者以“素质提升”为目标。两种模式虽源自不同社会，但都将公共演讲视为促进个体成长与社会联结的重要资源。这一比较亦揭示了两种意义生成路径：一是“Meanings in SITU”，指公共演讲在特定互动情境（situation）中的文化意义；二是“Meanings in MOTU”，指其在跨语境流动中被赋予的元文化（metacultural）意义。
最后，博罗米萨-哈巴希教授总结道，“公共演讲被造就为流动的（Public speaking is made to move）”至少包含三重含义。首先，它旨在打动听众的情感与理智（作为英美语境下的文化表达体裁）；其次，它被传播性地建构为一种可携带、可迁移的沟通资源，超越课堂进入新的语境（由元话语实践所促成）；最后，它被文化创业者推动，从美国流向世界各地，进入一个由普遍价值与在地再造共同构成的全球言语经济。
这引出了若干仍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批判性问题：一项表达形式（expressive form）要在全球流通，需要哪些传播、经济、文化、政治、社会与技术力量的共同作用？除元话语与符号使用外，还有哪些沟通实践在加速这种流动？全球言语经济是否也在制造新的不平等与失语？当一种本土的表达形式进入全球语境时，我们获得了什么、又失去了什么？博罗米萨-哈巴希教授以这些追问为结尾，使讲座在总结的同时也延展出对全球传播与言语流动的深层反思。
在互动环节，现场师生就跨文化传播与在地化、AI技术对公共表达的影响等问题与博罗米萨-哈巴希教授展开讨论。如今AI被广泛使用，公开演讲的核心功能也因此受到重新审视：在智能生成文本和算法优化沟通的时代，究竟是演讲者与观众之间的情感氛围与互动更为重要，还是演讲所传递的知识与内容才构成其核心？博罗米萨-哈巴希教授指出，人工智能的确正在重塑公开演讲的形式与本质。AI工具不仅能够协助演讲者生成或改编文本，使内容更贴合特定观众的需求与语境，也促使我们重新思考“沟通”的地位。它不再被视为一项附属或“软技能”，而是构成当代社会核心竞争力与文化实践的关键能力。
